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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云曾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期间经历了“伍豪事件”。在“文革”中，“伍豪事件”被一些人利用污蔑和迫害周恩来，陈云曾就此作出证明。改革开放后，陈云彻底澄清了“伍豪事件”，为党史上的这一事件彻底划上了句号。
一、“伍豪事件”的发生
事实上，
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曾用过“伍豪”的笔名。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大量屠杀，全国陷入白色 EC官网 恐怖之中。中共中央机关为有保障起见从武汉迁至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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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从保卫党中央有保障、开展对敌斗争的需要出发，决定建立适应形势的机构。1927年11月14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及妇委。1927年11月、12月，周恩来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将原有的特务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三科，后又增设无线电通讯科，并展开各方面工作：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有保障，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1928 年 11 月 14 日，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惩办叛徒、营救同志、打击敌人、保卫中央机关有保障。
EX外汇消息：
◆周恩来
不妨想一想，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述了党的大量情报，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有保障造成极大威胁。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于当日截获。钱壮飞立即派其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往上海，找到中央特科的李克农。李克农通过陈云将此消息及时转报了中央。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件。4月24日夜晚，陈云协助周恩来果断采取紧急措施：（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二）将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有保障地区或调离上海。（三）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主要关系。（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有保障转移，使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未能实现。此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困难，一度陷于停顿状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难以举行。中央决定改变工作手段，尽可能少地召开会议，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同年6月21日，向忠发被捕叛变，供出周恩来在上海的住处。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
193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指出：特委工作虽有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但终因顾顺章一个人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错误的结果。总结还对今后特委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等规定了原则。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经中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重新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1931年6月下旬，陈云任中共中央特科总负责人（也称新新公司书记），对外称李介生，党内称陈云，别称先生。随后，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再次调整，委员为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杨森。陈云在回忆中曾写道：“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又称书记——引者注)，康生叫 蓝莓外汇开户 ‘老板’，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我去搞工会工作，康生接任。康生后来走了，以后就是潘汉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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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陈云接见当年中央特科工作人员。
陈云领导中共中央特科进行了以下工作：（一）处理由于向忠发被捕叛变而进行的中央机关的再次转移。（二）安排因顾顺章叛变而暴露面目的特科人员撤离上海，如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去中央苏区，陈赓、陈养山去天津，李强去莫斯科。（三）调整内部组织，撤销负责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通讯联络的第四科，将电台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精简缩编。陈云兼任负责总务工作的第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任负责警报、情报工作的第二科科长，康生兼任负责打击叛徒、奸细的第三科（又称“红队”）科长。（四）改变特科的活动手段，要求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以便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建立各种社会关系，通过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工作。同时，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五）花几千块钱，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办了一二十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这种开铺子做买卖的工作方法，使中央特科有了可靠的社会根基，更利于开展隐蔽斗争。共产国际代表曾对陈云这种办法给予充分肯定，说：“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容易。”（六）恢复因顾顺章叛变而停顿下来的中央特科一些工作，特别是警报工作，并发展一批新的情报关系，在法捕房、英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警备司令部等处都建立内线。如派一位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打入英巡捕房政治部，派同乡沈寿亚打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派章秋阳打入金融界，派徐强打入国民党军队等。（七）继续惩处叛徒，如镇压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处决叛变的原中央特科人员王世德等。（八）处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后的其他遗留难点，等等。这些工作为保卫中央机关的有保障和主要的革命力量，为党获取情报、筹集经费，威慑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的叛徒，都作出主要贡献。对于特科这些工作手段的变化，当年的一个国民党特务在回忆录中曾感叹道：“（中共）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咱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咱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咱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咱们便茫然无知。”
从某种意义上讲，
1931年9月，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再次调整，委员为陈云、康生、潘汉年、陈寿昌、杨森。
可能你也遇到过，
◆《申报》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黄凯和张冲合谋用“伍豪”的名义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并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及《申报》等报刊登，污蔑周恩来，企图瓦解共产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党组织采取一系列针锋相对的举措戳穿国民党的造谣污蔑，主要有如下措施：一方面，在党内刊物《实报》上发表帖子揭露国民党的造谣伎俩。中华苏维埃政府以毛泽东名义发布布告，指出这是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同时，在上海的陈云同志也组织反击，派人去申报馆交涉，要求刊登“伍豪启事”，后申报馆以广告处名义发表启事，称伍豪先生的广告启事因手续不合未刊出。另一方面，通过潘汉年找到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由陈志皋请法国律师巴和，以周恩来在大革命失败后用的化名周少山的名义阐述真相，于1932年3月4日在《申报》登载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巧妙地阐述“脱党的伍豪”不是周恩来，以此澄清事实。这个事件本来到此结束，但是在“文革”特殊的环境下重又被提出来。
换个角度来看，
二、“文革”中陈云为“伍豪事件”作出证明
反过来看，
1966年中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周恩来成为了某些造反派和野心家夺权的障碍。“文革”中，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伍豪事件”多次诬陷和攻击周恩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
1967 年 5 月，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在旧报纸中翻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并将报纸送给江青。5月18日，江青将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材料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同日，周恩来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令人惊讶的是，
◆《申报》刊登的巴和律师代表周恩来关于“伍豪事件”的声明。
与其相反的是，
1968年1月16日，周恩来阅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反映1932年《国闻周报》《申报》《时事新报》上载有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来信。毛泽东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EX外汇报导：
1968年5月8日，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出席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代表等。接见间歇，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几位副总理、元帅谈话，谈到“伍豪启事”难点时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它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会上周恩来简要谈了“伍豪启事”的原委。并说：我已将那件事的报纸和我的报告影印了，还要写一个材料。
EX外汇专家观点：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大批老干部得以复出。1972年5月21日、6月23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主要议程是学习毛泽东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帖子、批示和主要谈话，特别是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通报有关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和审查陈伯达历史难点的材料；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5月29日，陈云向会议写出《对于叛党、叛国、阴谋家、卖国贼林彪的揭发》，再次揭发了林彪历史上的一些错误。《揭发》中写道：“我本来对林彪是相当尊重的，只觉得此人没有共产党员的自我批评精神。没有想到他竟发展到要杀害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阴谋政变。看了中央印发的罪证和一些老同志的揭发，林彪掩盖了好多年的事实暴露了，现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6月10日、11日、12日作了题为《对咱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其中提到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制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难点。13日，陈云写出书面发言，说：“我现再书面阐述，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23日，他再次写出批判林彪的书面发言，并在小组会上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主要难点，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
◆周恩来与陈云。
1972 年 6 月 23 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阐述。同时，他还讲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它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会后，中共中央专门就此难点发出文件，并附了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党内高级干部。毛泽东说过，这样做的用意是让高级干部了解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难点上诬陷周恩来。
EX外汇快讯：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进行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周恩来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难点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令人惊讶的是，
三、改革开放后陈云彻底澄清“伍豪事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咱们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一些党史上重大事件重新评定、澄清历史真相成为历史的课题。1981年11月8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原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者座谈会代表并讲话，指出：特科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特科出过若干个有名的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也出过一个大叛徒顾顺章。顾叛变后，我是特科主任。1932年我去搞工会工作，康生接任。康走后是潘汉年负责。康生做过若干工作，但他在延安搞抢救运动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中又与林彪、“四人帮”搞在一起，整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对潘汉年案件，中央纪委正在平反，我相信他必将恢复名誉。今天到会的同志都应该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不能骄傲，不要有山头。这是咱们应该具有的共产党人的态度。在讲话中他还提出，要把“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说清楚。
EX外汇行业评论：
根据党史工作的需要，1983年1月23日，陈云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撰写的《“伍豪事件”前前后后》一文及其附件批转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并指示中央办公厅将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委，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将该文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同日，他在为此写的书面阐述中说：把“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搞清楚，是1981年11月8日我在特科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的。“伍豪启事”发生在30年代初我党处于秘密状况下的上海。过去，党内知道有这个启事的人很少，知道这个启事系敌人伪造的就更少，知道地下党曾采取措施给予公开揭露的大概只有几个人。当时，我虽在上海临时中央，但已离开特科到全总任党团书记，因此我只知道报上登出这个启事是敌人的阴谋，而不了解地下党设法揭露这个阴谋的情况。现在有了李一氓关于如何用巴和名义在《申报》上登出“周少山紧要启事”的回忆，又有了原《申报》工作人员关于《申报》刊登所谓“伍豪启事”来龙去脉的帖子，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就完全搞清楚了。这项工作自陈云提出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便抽调专人，在陈云指导下，进行了史料收集和帖子撰写工作。帖子初稿形成后，陈云审阅了帖子和全部附件。
陈云和周恩来都曾负责领导中央特科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陈云的证明材料，为“伍豪事件”这一党史上著名事件最终结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编辑｜郭小丽
不妨想一想，
责编｜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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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项东民
